（四）卓越的考古研究成就及所培养出的考古人才，让中华文明熠熠生辉。李济一生从事考古和中国上古史研究，写出的有关论著和论文达140余种之多，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的高度认可钦佩。他将中国上古史推进到更远期，比之前的推论早了数千年。同时打破了中国历史只限于长城以内地域，且用翔实的考古依据证明了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摇篮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长江领域同样是中华文明摇篮。从近几十年出土的地下文物比照，再次印证了李济的论说，尤其是四川省境内的“三星堆”遗址发掘所呈现的大型青铜器、精美玉器等器物。
李济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治学眼光宏大，在系列考古研究中，运用各种学科助推考古学，从而体现出他独特的学术风格。如对语言文字，他明确指出：要想了解中国文明之本质，首先要对中国文字有较透彻之了解。无怪乎一位资深历史学家说过一句诙谐之言：满清人靠武力征服关内汉人，而汉人的文字却将满清人彻底征服了。
李济坚持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坚决反对那种以某一民族历史代表人类历史发展之谬论，明确提出：任何民族的历史演进都不能自外于全人类的范围和形成。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之所以能占一席之地，乃是因为在东亚，包括环太平洋群岛、南北美洲。在这一个大的区域内，就人类文明的程序而言，最早中心点在中国。
李济以一个严谨的考古学家眼光，高度肯定了中国新石器后期和殷商时代的文化成就。他认为当时的文化显示出了一种高度的兼容性，且已形成了自己固有主体。龙山文化“代表海岸育成的东方文化”、仰韵文化“代表与那更古的西方文化接触过的西北文化”。而这两种文化似乎都直接关联到一个更老的中国背景：龙山文化的骨卜，夏县西阴村的蚕茧，各地出土陶片上优美的装饰艺术。尤其是甲骨文的出现，更印证了“中国背景”的巨大磁性效能。
一位知名学者在评价李济的学术价值时这样说道：“李济先生的学术成就，就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和普世价值。”
李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更是一位培养考古人才的掌门人。在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与治学生涯中，他紧紧团结同道，为中国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特别能战斗的考古队伍，海峡两岸（含海外）的考古学界精英，无不受教于李济为首学人的栽培及拔携。如新中国考古学界掌门夏鼐，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张光真等均为李济门下高足。
李济不仅是考古学界泰斗，在音乐上也有一定造诣，尤以古琴见长。1925年，他在《清华学报》第二期上发表论文《幽兰》，以一位考古家眼光，运用翔实材料，从音乐角度对中西音乐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中西方音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着的，此论说受到学界普遍好评。
三、高尚的品行与人格魅力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李济是一个绕不开之人，尤其是考古学界。凡同他共过事或与之交往过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称赞他处事为人的品行与人格魅力，其共识：李济是中国最踏实做学问的人。
李济与徐志摩是志不同、道不同的同窗好友；与清华国学研究所的四位大儒和而不同，彼此辉映；与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曾昭燏等学界精英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与安特生、李约瑟、费正清等外域学者长期保持着友谊；与丁文江等学界长者视为好兄长及治学路上引路人；与胡适既是彼此信赖的学友，又因各自性格上差异，相互时有牴牾；与鲁迅一见如故，鲁迅将他视为挚友，时常将自己的作品集赠予他。
李济是当年中国中央研究院成立时的筹备者之一，为“中研院”一至十届评议员，首届“院士”之一。当年，郭沫若被评选上“中研院院士”，就是在李济等学者的大力帮助下被推荐评选上的。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撰写有关“甲骨文”方面论著，也是在李济的帮助下完成。郭沫若当时并不认识李济，是先找的学界另一人，但此人资料有限，满足不了要求，便找李济帮忙。李济闻悉后，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搜集的实物拓片及研究资料，索性如数寄给了郭沫若，使郭的论著顺利面世。从而，成就了郭沫若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抗战胜利后的一个暖季之日，郭沫若借到南京参加一个会议，顺道拜访了一下在史科所工作的李济，这是他的一个夙愿。在《南京一书》中，郭沫若写到：
毕竟搞学问的又另外是一种味道。济之先生的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经变成灰色的白卫生衣，背上和肘拐上都有好几个窟窿。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一面，比起那些穿卡叽服、拴玻璃带的党国要人确实更要发亮一些。
李济自组建起考古队伍始，就对全体人员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严格行规：工作中，任何人决不允许私自截留一件地上与地下发掘出的文物。这条不成文之行规，近百年来成了海峡两岸每位从事考古工作人员的清规戒律，没有谁肯违背。
李济非常关心同道的工作、生活、学习。谁要是有什么困难，只要他知道了，总是尽力帮助解决。同事董作宾（著名文史学者，甲骨文研究权威之一）因年轻，将所交女友带到殷墟发掘地一同生活。此事违犯了工作条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被心怀不满的同事写信向蔡元培等上一级领导反映了此事。李济闻讯后，主动承担责任，并写信向上陈述：年轻人恋爱属正当之事，不必苛求，而应以工作和学术研究为重。李济的陈述让上级甚为重视，经研究后取消了对当事人的处理意见。
李济一心扑在工作上，而少了对家人的照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同事们一起，同舟共济，克服了重重困难，保护了故宫博物院精选的大批珍贵文物及单位发掘出的甲骨文片等众多国宝级实物，安全转移到四川等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又安全转运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八年的艰苦抗战中，李济除了保护珍贵文物外，并对所在大后方地域有价值的文化遗址、有价值的地上历史遗物等进行了认真发掘与研究。而他的两个女儿就是在八年的艰苦环境中不幸夭折的，父亲又患了重症。
抗战胜利后，李济作为中方文化特使，肩负将侵略者在华时掠夺、毁坏的中国珍贵文物（含古建筑）罗列出清单，依据《国际法》中的相关条款，向日本政府索赔被毁坏文物、古建筑，归还劫走实物。李济身负国任，如履薄冰，紧紧团结一班专家学者，夜以继日工作，如实摸清了底数。在日本，李济等一行真诚依靠盟友，对日本负责赔偿及归还实物的经办官员与学者，丝毫不摆胜利者一方威风，而是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与日方人员认真交涉，得到了盟友与日方主事人员的钦佩与好评，较好地完成了追赔事宜。
李济虽孩提时代离开故土，身置他乡，内心却时常挂念故乡。20世纪30年代初，得知钟祥县大修县志，他除了热忱积极地支持父亲担任主纂人，且利用自己的工作关系，让父亲深入到当时的首都国史馆等历史档案存放处，查阅与湖北钟祥相关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丰富了资料，弥补了旧史缺憾。诚请好友，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担任“钟祥方言”的编写人。赵元任不负所托，多方采访，挥笔写下了11万字的《钟祥方言》一书（1937年版的《钟祥县志》、1990年版的《钟祥县志》等志书，均采用了赵元任书中的核心部分）。此外，又委托赵元任负责在南京打听质优价廉的印刷厂，将完稿的《钟祥县志》付梓并托人安全运达古邑钟祥。就在《钟祥县志》抵达钟祥不久，日寇遂大举侵略中国，南京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钟祥县志》逃过一劫，幸哉！幸哉！
李济——一颗永远闪耀的巨星！
李济——钟祥人民世代敬仰的一尊坐标！（下）
（通联：钟祥市承天东路节节高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