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鹿会盟发生在现钟祥市境内的东桥镇辖区，是当年楚国彰显自强，树立形象之标志；是钟祥历史有文字记载之肇始，又是钟祥历史上第一大事件，历代方志均有记载。从楚国800余年的发展史来上看，此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楚地以后数千年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崭露头角
楚人祖先自被分封到荆楚后不畏艰难困苦，对内，以“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精神，不断开拓疆域；对外，不畏周天子强权及周边大国欺辱，大胆反击无端之侵，加之楚地良好的地理自然条件，楚国逐渐发展起来。到楚武王执政时，国力渐强，武王审时度势，萌生出会盟之意，以示威力。会盟地选在一个叫“沈鹿”的地方，时间是公元前704年。参与会盟的都是楚国影响力所及的周边封国，分别是巴国（现四川、重庆部分地带）、庸国（现湖北省竹山县一带）、申国（现河南省南阳市部分地带）、邓国（现湖北省襄阳市部分地带）、郧国（现湖北省安陆市一带）、罗国（现湖北省宜城市、钟祥市部分地带）等十余国。这次会盟达到了武王的预期目标，初步奠定了楚国崛起地位，为武王子孙的进一步崛起起到了良好铺垫，使楚国由原来的一弹丸之地变成了已达千里疆域，到后来鼎盛时期则变成了“地方五千里”疆域的战国时期头号大国。鼎盛时期的楚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工农业等方面已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辉煌时代，所创造出的文明与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古希腊齐肩。
二、会盟形制
会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之产物，类似当前的一些国际性组织召开重要会议一样。此形制出自西周礼制，是历代周天子召集封国举行的见面会，旨在周天子显示君临天下之威，各国使者除了朝拜并得呈上珍贵贡品。这一形式后被一些势力较大的诸侯国君仿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会盟频繁，是列国政治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照西周礼制，会盟有一套礼仪形制，分步实施，很隆重，其等级森严，不可越池。大致分为七道步骤：
一是确立会盟地点，筑宫建坛。宫墙周长三百步（约合现在400米），四方各有一门。于宫中心设坛，坛则是堆土垒成的高台，台上设堂，堂上放置方明。方明即上、下等六方立体神明之像，木质，四尺，上涂六色，东为青，西为白，南为赤（红），北为黑，上为玄（黑色之另称），下为黄。
二是排名定次。各诸侯国上介（助理）在宫内先依照同姓、异姓或者爵位之高低，以旗帜为标识为国君排好位置。
三是觐见天子。周王升坛，诸侯就其位，王揖见各诸侯，诸侯依次升坛奠玉（摆放玉器）。到诸侯国间会盟，此礼省略。
四是杀牲、执牛耳。简略讲就是盟誓时以示庄重。杀牲是将猪、狗、鸡三种家禽动物活葬和宰杀后加以供奉（两种不同做法）。执牛耳是将牛屠宰后割其耳放入盘中，由主盟者持执。
五是歃血为盟。会盟开始后昭告神明，宣读盟书，然后与盟诸侯皆以牲血涂口（上述的牛耳之血），以示矢志不渝，故称歃血为盟（一种说法是人将牲血含于口中）。
六是宣誓。参盟者在祭坛上向神明陈述自己将遵守的誓言，并追加若干不遵守誓言将遭受上苍惩罚之类的诅辞（类似现在人发的毒咒）。宣誓方式分口头和书面两种。
七是飨燕。就是盟主宴请吃饭。会盟结束后，由周天子设宴款待诸侯，有时行宾射之礼。
按照西周礼制，楚国作为蛮夷之邦，一开始是不能以入会者身份参加会盟的（此歧视行为也是楚国人立志国强的驱动力之一）。随着时间推移，楚国发奋图强，实力渐长，便凭借实力征服周边小国形成结盟关系，以实现对小国之控制，形成统一战线，对抗周天子及周边大国。楚武王及以后数代楚王的会盟形制基本参照周礼行事。到春秋战国晚期，因国与国之间合纵连横关系瞬息万变，加之同盟之间渐失信誉事件不断出现，故使会盟之礼被简化、废弃，遂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开楚国会盟之端
楚武王开创了以楚国为盟主的会盟之端，往后的数百年间，楚国先后进行了数次与楚相关的不同程度会盟，现摘录16次以见端倪。
1、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楚子合诸侯于沈鹿。
2、楚武王四十年（公元前701年），楚屈瑕将盟貮、轸。
3、楚武王四十一年（公元前700年），楚伐绞，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4、楚武王五十一年（公元前690年）令尹斗祁、莫敖屈重，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
5、楚成王十六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以楚“不上天子之贡”为由，率众诸侯国征讨之，后齐、楚两国缔结了和盟条约。
6、楚成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41年），陈穆公如齐，请休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公之德。冬，盟于齐，楚国与盟。
7、楚成王三十九年（公元前633年），楚围宋，后合诸侯国盟于宋。
8、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7年），楚庄王正其疆界，及滑汭，始与吴、越盟。
9、楚共王二年（公元前589年）鲁成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鲁国以公衡为质，以请盟。
10、楚康王十四年（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等国参与宋之盟，此后，晋楚之从国交相见。
11、楚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诸侯会楚于申，唯鲁、卫、曹、邾不会。
12、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与随人盟。
13、楚惠王十三年（公元前476年），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
14、楚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怀王入与秦昭襄王盟，约于黄棘。
15、楚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楚顷襄王与秦昭襄王好会于宛，结和亲。
16、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与秦昭襄王会于襄陵。
以上摘录的16次会盟资料来源于楚文史专家杨华所编著的《楚国礼仪制度研究》。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朝代更替等众多主、客观原因，楚国会盟之事次数难以确定，有待研究者悉心梳理。
四、沈鹿会盟的具体方位
本文前面提到沈鹿在现钟祥市东桥镇，这一结论是依据众多文献记载而形成的。但具体在东桥镇哪处，目前未有定论，需探讨。
本邑文化学者许立志先生在《莫愁湖》杂志2019年第一期上发文谈及此事。许先生在文中用较详实的文献依据阐述了沈鹿的方位，是在现在大口林场境内。对沈鹿在东桥境内之说，许先生也未提出反对意见，只是依据历来行政区划变更情况，同意沈鹿在大口林场未建立之前，属东桥行政区所辖。大口林场与东桥镇比邻，可谓“近在咫尺”。笔者受许先生一文之启，先后查阅了1990年版的《钟祥县志》及近期出版的《钟祥市文化体育志》。从两志的“文化遗址”篇中查到了东桥镇境内金店村及大口林场境内先后发掘出了东周时期的物品，主要是陶器类物品，另有一定数量的炼铜矿渣、建筑材料。东桥镇金店村一处遗址被定名为“谢家湾遗址”，位于金店村白果树湾东南500米处，总面积3.3万平方米，文化厚层2米，地表层有较多的炼铜矿渣，陶器有盆、罐、豆、鬲、鼎及筒瓦、板瓦等。大口林场内遗址被定名为“乌台遗址”，东到小河溪，南到公路、西到山边，北到山脚，总面积1.2万平方米，所出陶器与谢家湾遗址的相类似，但未有筒瓦、板瓦。据当地人讲，两遗址地相距不太远，约3公里。从两处遗址所呈现的物品情况，再参考许立志先生一文，笔者推测“沈鹿”的具体方位在两遗址直径间，因为谢家湾遗址断层中出现了建筑物上所用的筒瓦、板瓦，说明了这一带曾建有在当时较为高档的住房及其他类建筑物的，为许先生文中“沈鹿为楚国的一座城邑，俗称‘沈邑’”之说提供一点佐证。但要做实，则需要更多的实物为证。顺便提一下，许先生文中提及沈鹿为“沈郢”，曾是一小城，如推论属实，那么地面上无论如何应留下些许残砖烂瓦及石柱石块之类的东西，可现在未曾发现地面上有任何遗物。笔者为此揣测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条件有限，建筑物建造大都过于简单，材料多为木质（当时山里有的是木料，不像现在难见一株参天大树），上面覆盖材料除了瓦以外，也有用上等茅草经过桐油处理可管上数十年，但绝对管不到百年；二是秦国使大兵伐楚时将有价值的建筑物摧毁殆尽，以消除楚人心目中的圣物、圣地。沈鹿毕竟是历代楚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因楚武王、文王对此处情有独钟。如此处有标志性建筑物，那一定是楚人所景仰之物。秦人深知楚人之秉性，便采用武力、暴政来消除、消磨楚人的斗争意志。如后来的元朝当政者使兵灭西夏王朝一样，地面上不留任何西夏王朝的物体一样，残酷无情。
为古文化遗址之事，笔者专程拜访请教了钟祥市博物馆副馆长刘卫东先生。刘先生从考古的专业角度，对东桥金店村及大口林场两处古文化遗址作了解释：两遗址只是试探性发掘，所出土物品是依据钻探出的地下泥土层所呈现出的，有待实质性发掘，也就是大面积的一层一层掘土考证。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提示文化遗址的真正面目。刘先生同时讲了一件遗憾之事，钟祥市文化单位前些年曾与武汉大学历史系专业考古队联系好了，拟将东桥金店村作为联合考古发掘基地，树立一个样板，后因对方人事变动，此事便搁置下来。
藉此，诚望更多有心人来关注“沈鹿”遗址，明确其具体方位，届时，可兴建标志性的旅游景观，进一步扩大楚文化影响及钟祥的旅游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