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路漫漫

□ 李传嗣

屈指算来，余与书法结缘近六十年。孩提时代，大概是受父辈影响，在学校做作业写字很认真，尽量将字写端正，务求书面整洁，被老师看好，将作业本在班上展示。小学六年级时，语文老师王侠刚先生根据当时的半耕半读学校这一新生事物，写出了一个点赞的剧本，交由我抄正后上报，我十分用心地抄誊了，受到先生和校方好评。另一次是学校举办毛笔字展览，我们六（二）班有两件字作上展墙，其中一件为我所写。这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从中体会到祖训所示：“字是一个人之门面！”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开始，继续求学无望，只好参加劳动，为父母减轻负担，握笔机会少了。16岁参加工作（1968年4月），在原皇庄农具厂当木工，一干便是数年，其间虽与锯子、斧子打交道，但从未放弃书本与笔杆，时不时地兴致所使，拿起案头毛笔挥洒几下，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用普通红纸写成贴在家中墙上，以示“风雅”，亲友们见之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与鞭策，尤其是书法功底不错的父亲与大伯。那时还不知道宣纸、徽墨、印章等为何物。

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开始，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古邑钟祥文脉重续，率先成立了书画研习学会，这在当年全国范围内较为罕见。以李登勤、陈治安、付海松、刘继昌等先生为引领者，在宣传部门的关怀支持下，不负众望，将古城的书画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起到了承前启后之作为，深受各界好评，一度名扬海内外。余与朱修福先生是学会中最年轻者，我们从老一辈艺术家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为艺的宝贵经验，丰富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光阴似箭，年月如梭，转眼间过去了四十余个春秋。四十余年间，余除了工作（1988年1月调入钟祥人民医院从事文秘及宣传工作至退休），承担家务及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两件事上，一是读书习文，二是读帖练字（含篆刻学习），二者交替进行。为了提高自己的书学修养，除了寻师访友，且花费一定资金，数度下武汉购回符合自己审美观的各类历代优秀碑帖本，细读勤临。数年先后邮购了《书法报》、《书法导报》、《书画报》及《书法研究》、《书法》、《中国书法》等理论性杂志，待有了一定起步，又先后从书店购回《说书解字》、《书体流变》、《金文汇编》、《甲骨文字典》等与书法学习相关联的专著，不断充电。

数年间，余对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颜真卿的书法范本（字帖）用功尤勤，一是因为颜体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特别是其用笔的丰富性，字之结体宽绰雄强，有一种感天动地之凛然正气，可谓“前无古人，后有继者”；二是颜氏伟大崇高的人格精神及魅力，乃中华书法史上一人也。

为了提高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余对《散氏盘》（大篆）、《荆门郭店楚简》、《敦煌写经》（部分手札卷）、正书里的《爨(cuàn)宝子》、历代优秀草书范本等写意强的碑帖下过一定功夫。除了向书本学习，作为不忘初心的学书人，必须深入到大自然中去发现、去探究一切能提高书法艺术表现力的事物。我们的先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张旭观剑客舞剑，黄庭坚看船夫摇橹，皆从系列连贯动作中，悟出书法之道。余则从时人打乒乓球、抖空竹等体育活动中体会到前人所倡导的用笔八面出锋之意蕴。此外，在书法创作中，什么样的文字内容用什么样的书体表现，也是一门值得用心考虑之事，不容忽视。如创作毛泽东的《长征》诗，采用颜楷体或魏碑体较合适，而用褚遂良的秀丽楷体来写，则稍逊一筹，因其文字内容气势磅礴，用上颜体正楷，尤其是其中年以后的书体则相对更为和鸣。

古人云：“学然后知不足”，此言实乃经典。中华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学书者只有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学习才行。同时，学习书法且是一个漫长的渐悟过程，“生——熟——生”是其遵循的一条规律。切忌“一曝十寒”或盲目“跟风”，不然，是收不到沧海一粟之效的，只能在书坛上“昙花一现”而已。

韶华东流去，岁月催人老。余已达古稀之边，能在有生之年意气奋发地挥毫求进，行文化养老，实乃三生有幸，衷心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通联：钟祥市承天东路节节高小区）